《美术手帖》专访|戴莹:从身体到宇宙
WHITESTONE GALLERY
艺术家戴莹个展《无尽之线》上月于白石画廊银座新馆展出。戴莹的创作以身体、能量以及宇宙结构的关系为主题,在本次展览中通过《女神》、《M-Theory》、《生命之花》三个系列,呈现了她将生成过程可视化的尝试。本次采访中,我们与这位艺术家展开对话,探讨其创作中使用到的身体经验和素材,以及她提出的“地母性”这一独特概念。
——本次展览呈现了诸多新作。能否谈谈你为此次呈现所构思的主要主题或整体结构?
戴莹:这次展览呈现的是我近年来持续创作的三个系列作品:《女神》、《M-Theory》和《生命之花》。在这些作品中,我一直在思考女性身体与身体经验、生命能量以及宇宙结构之间的关系。
在《女神》系列里,我更多从身体出发,我关注女性身体中的中轴、开口、包裹与扩张等结构。但这些并不是女性身体形象的再现,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提取。我把女性身体抽象成一种宇宙的轴线与能量通道,画面中的椭圆、三角、螺旋、同心结构,和各种色层与材料的重叠,其实都来自身体的经验:女性的身体具有神性的存在,同时也是欲望与意识同时觉醒的力量。
在“M-Theory”系列中,我开始把作为女性所获得的这种身体经验延伸到更大的宇宙想象中。双螺旋、轨道和网络结构像DNA,也像星体运行的路径,更重要的是,它们构成了一种“连接的方式”,让个体经验能够进入更大的空间结构之中。
而《生命之花》系列则更加安静,更接近一种冥想性的空间,同时也指向生命的起源。层层扩散的结构、细密的点与色彩,让画面像呼吸一样缓慢展开。这里的结构不再强调外在的力量,而更接近一种持续生成中的生命场。
贯穿这三个系列的,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身体如何作为入口,与更大的宇宙生成逻辑发生关联。在这个过程中,像螺旋这样的结构反复出现,它既指向不同文明中关于母体与再生的原型,也在我的材料与绘画过程中不断被具体化,成为一种可以被感知的视觉秩序。
——是否有哪些艺术家、思想,或艺术、文化史的某些方面,对你产生了影响或引起你的关注?
戴莹:如果从个人经验来说,我在学生时期受到过草间弥生的影响,但对我真正产生行动影响的,是她作为亚裔女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独自前往纽约建立自己创作路径的选择。这种对个体路径的坚持,以及在既有体系之外工作的方式,让我很早就意识到,艺术实践本身也包含一种存在方式的决定。
相比于具体的艺术风格,我更受到不同知识体系的持续影响。我长期深入的在阅读和思考西方哲学、东方思想以及多种宗教文化,乃至于身体力行地去感受和行动参与。同时,我也关注人类学、进化论、自然科学、AI以及宇宙论等领域。这些内容并不会被直接转译为图像,而是逐渐被吸收进我对结构、生成以及意识问题的理解之中。
因此,我的工作并不是建立在某一文化或艺术史脉络之上,而更像是在不同知识系统之间不断移动与连接。
——在筹划此次展览时,你是如何考虑白石画廊的空间条件的?
戴莹:我会先把空间当成作品的一部分来思考,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展示容器。
白石画廊的空间有一种非常清晰的秩序感,这种秩序感会让作品内部的结构更直接地显现出来。所以在布展时,我特别在意作品之间的呼吸感和间距,不希望它们只是并列悬置,而是希望观众在行进中感受到一种由紧到松、由强到静的节奏变化。
从身体中升起的结构
——螺旋结构及唤起能量循环的形态,在你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是什么样的身体或精神体验激发了这些母题?
戴莹:在我的作品中,螺旋几乎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基础结构,尤其是逆时针的运动方式。对我来说,它并不是一个视觉上的装饰元素,而更接近一种关于身体行动“生成”的原型。
我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这种结构在不同文明中都有出现——无论是史前母神崇拜中与生殖相关的图像,凯尔特神话中通向“彼世”的路径,还是印度谭崔(Tantra,又译坦特罗)体系中关于能量循环的观念,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经验:从个体回归到母体,再进入一个循环与再生的过程。
所以我在使用螺旋的时候,并不是在引用这些文化,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结构性的通道。它既是向内的,也是向外的;既指向身体内部的经验,也指向更大的宇宙秩序。某种程度上,它更像一条路径,而不是一个符号。
这种结构也会在材料中被不断放大。宣纸的渗透、矿物颜料的沉积,以及多层积染所形成的扩散关系,都会自然产生一种类似“流动”的状态。
另外,我在日常的身体行动感知和行动中也会进行螺旋运动,比如自转,或者围绕某一物体转圈行走。有可能是一棵树,也有可能是一座古老的塔,我在行动过程中不断体验意识上升机制,以及与宇宙的连接。在装置和行为的创作中,我也会强调一种螺旋性“仪式感”行动。通过身体、行动、物质结构的组织,让观众不仅是观看,而是被带入一种身体记忆和更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中。所以这些螺旋、循环和扩散的形式,对我来说并不只是视觉语言,而是一种把身体、文化经验与宇宙结构连接起来的方式。
很多时候,一层颜色下去之后,真正重要的是它干掉之后留下来的变化。包括边缘是否变软、颜色是否下沉、纸和颜料之间是否出现新的关系,同时,宣纸还需要托裱在布面上,这一切的混合材料对于一件作品来说,过程充满了冒险和不可预测性,而正是这样介于不可控与可控之间的关系使得作品充满了生命力,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绘画不是“画出一个结果”,而是让材料在时间里慢慢长出它自己的秩序。
——据我所知,身体运动与节奏在你的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你作为乒乓球运动员的经历在内,身体性如何影响着你今天的创作?
戴莹:我从小接受非常系统的乒乓球训练和书法训练,并曾进入中国国家青年队。那段经历对我今天的创作影响很深,但它不是一个励志故事,而是一种身体方法的形成。
长期的身体训练让我对节奏、速度、重心、反应和手感非常敏感。尤其是手部的控制力,以及在高强度重复中保持精确判断的能力,这些都直接进入了我的绘画实践中。比如我在画面上反复点绘、调整边缘、控制色层之间的微小差异,这些工作其实很依赖身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不是先有一个观念再去执行,而是我的很多观念本身,是在一个被训练过的身体和没有被规训过的思想之间慢慢生长出来的。
“地母矩阵”(Geo-Maternal Matrix)这一方法论
——你提出了“地母矩阵”这一概念。是什么样的关切或思考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形成?
戴莹:“地母矩阵”这个概念,是我在长期创作中形成的一个工作框架,它源于我对身体、土地以及生命生成机制之间关系的持续思考。我并不把“母性”理解为一种身份或情感角色,而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种具有包容、孕育与转化能力的生成结构。这种结构贯穿了女性身体的经验,自然界中生命的循环方式,以及不同文明中关于再生的想象,进而指向一种非线性的逻辑。
“地母矩阵”中的“地”,既是物质性的基础,也是一种存在尺度;而“母性”则是一种生成的原则。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既可以落实在身体与材料之中,也可以展开至文化与宇宙层面的结构。在我的作品中,这种形式以螺旋、同心扩展、多层积染等形态呈现,它既是视觉秩序,也作为创作方法起着作用。
从某个意义上说,“地母矩阵”也是我对当代女性艺术的一种方法论回应。在我看来,女性艺术不应该停留在身份叙述或权利结构的对抗之中,而是有必要将其作为生成逻辑进行重构,并提出新的认知框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女性的经验能否转化为重新组织身体、能量和世界关系的结构性知识。
因此,我的创作并不是去呈现女性形象本身,而是尝试通过“地母矩阵”这样的结构,使女性经验成为一种能够展开、延展并参与重构世界的重要力量。
——你的作品常呈现女性身体性与母性象征的元素。与此同时,它又似乎超越了直白的女性主义表达。你如何理解这一关系在你实践中的体现?
戴莹:我自然从女性身体出发,因为这是最直接、最真实的经验来源,同时,母性也可以作为对父权结构的回应,因为生命的生成来源于母体子宫和乳房的孕育这一身体机制。我关心的是女性的身体是如何动摇视线,又或者是如何重塑观看的权利结构的。
而进一步,我想将女性身体内部那些与生成、包裹、循环、转化有关的结构重新加以理解,并将其作为一种方法,引入更大的宇宙秩序之中。也就是说,我不是把女性身体当作题材,而是把它当作一种重新认识世界和重构社会权利秩序的方法,和一种认知世界的入口。
如果说这和女性主义有关,那么它对我来说并不是立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向:从身体作为对象,转向身体作为行动、作为宇宙结构和重塑社会结构的入口。
——生命的循环、能量以及某种宇宙秩序等主题在你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这些精神性或哲学性的关注,是如何转化为具体形式的?
戴莹:对我来说,这些观念并不是先存在于语言中,再被转译为图像的。它们更多是在创作过程中,通过结构与材料逐渐变得可感知。
我会从一些非常基础的形式开始,比如中轴、同心扩散、螺旋或回环。这些结构本身就具有循环与生成的逻辑,它们既可以对应身体内部的经验,也可以延展到更大的生命与宇宙尺度。在我的作品中,像逆时针的螺旋结构,既是一种视觉路径,也是一种关于回归与再生的结构,它不断在不同系列中被重复和转化。
这种结构并不是通过一次性的构图完成的,而是在材料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宣纸的渗透性、矿物颜料的沉积、多层积染之间的覆盖与退让,会让画面形成一种非线性的时间关系。也就是说,图像不是被“画出来”的,而是在不断的叠加、调整和等待中慢慢显现出来。
在色彩上,我也会有意识地建立一种与身体和土地以及古老文化中祭祀相关的系统,比如赭红、深绿、铁黑等,这些颜色不仅仅是视觉选择,同时它们分别对应血脉图像、植物母体、身体与大地等,象征孕育与生命的力量。
所以,这些所谓的“哲学性”并不是被表达出来的内容,而是通过结构、材料与时间共同运作的一种生成状态。观众所感受到的,不是一个概念的说明,而是一种正在发生的秩序。
通向“生成主体”
——未来是否有你希望进一步探索的主题或项目?
戴莹:未来我仍然会沿着“生成结构”这条线索继续深入,但会更关注结构本身如何发生变化,以及它在不同主体形态中的转化。
如果说目前的工作更多是在建立一种关于循环、孕育与再生的系统,那么接下来我会更关注,当这种系统开始出现偏移、不稳定甚至断裂时,会生成怎样新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我不再只是关心结构如何被建立,而是关心它在变化中的演化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把女性经验放在一个更开放的尺度中去重新思考。对我来说,女性并不是一个需要被固定的身份,而更接近一种生成逻辑。但在未来,这种逻辑是否仍然依附于性别本身,还是会进入一种新的形态——比如女性与男性经验的交织,甚至一种不再以性别区分的“新主体”,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持续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正在不断改变人类的认知方式和存在结构时,人的主体性究竟建立在什么之上?如果图像、语言甚至思维都可以被复制和模拟,那么身体经验、感知方式以及精神层面的生成能力,是否会成为新的核心?当图像、语言乃至思维都可以被模拟时,人的主体性是否会重新回到身体经验与感知能力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成”不再只是一个自然过程,而可能成为重新定义人的方式。
所以对我来说,未来的创作不仅是形式上的延展,更是关于: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人如何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继续成立。
*本文转载自日本艺术杂志《美术手帖》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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